只有真正做到性别平等，使养儿养女对原生家庭的影响没有任何区别，彩礼自然也会降低。

针对近年来水涨船高的彩礼，有人认为这是买卖婚姻，有人认为符合中国传统，还有人认为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鉴于“高额彩礼”是一种集历史、社会、文化及经济现象于一体的复杂问题，本文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角度探讨隐藏在“高额彩礼”背后的真正原因，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应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结构及传统性别文化观念。

近年，婚姻市场上，尤其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相亲市场女孩走俏，彩礼不断攀升”成为无可奈何的现实。数十名男子排队等待与一个女孩子相亲，彩礼二三十万元甚至五十万元的报道随处可见。在交纳了高昂的彩礼之后，男孩便将女孩直接领走，并很快举行婚礼的现象也屡见报端，以致早婚早育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水涨船高的彩礼，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买卖婚姻，有人则认为符合中国传统，还有人认为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一种集历史、社会、文化及经济现象于一体的复杂问题，简化为男女两性的互相指责，既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构，有必要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角度探讨隐藏在高额彩礼背后的真正原因。

彩礼的象征意义与历史变迁

彩礼原本应叫聘礼，它是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可以说是男娶女嫁婚姻制度的产物。早期的聘礼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不同的地方，象征意义不同。在某些文化里，聘礼象征着承诺，意味着男方有能力为妻子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所以一张动物的皮毛便可充做聘礼。据《仪礼·士昏礼》记载，先秦时期的贵族聘礼不过是玄纁束帛俪皮，即黑色和浅红色的帛各一束，外加两张鹿皮。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聘礼则象征着对母系家庭的补偿，所以生活用品或食物就可充做聘礼，贫困的男子若无聘礼可交，则需上门为女方家无偿劳动三年。无论形式如何，早期的聘礼都没有后世论财嫁女的意思。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婚姻成本增加，聘礼增多，相应地对嫁妆也有了要求。唐代中晚期的文献中便有贫女难嫁、寒士不娶的记载。两宋时代，我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结婚论财现象出现，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谈婚论嫁时都讲财，数量越多、价值越高越好，男方必须有聘礼，女主必须有陪嫁。因此宋代民间将纳征下聘礼称为下财礼，后世又称作彩礼。因为结婚论财以致贫困下层有订了娃娃亲而无法完婚者。

但是对彩礼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在上层社会或富裕家庭中，彩礼的一部分会以陪嫁的方式返还婆家，有些女方的陪嫁甚至超过聘礼。不过，在社会下层和贫困家庭里，彩礼通常用于自家儿子娶妻，并不会为女儿陪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真正有了论财嫁女的意思。可见彩礼本身并无过错，过错在于人们处理彩礼的方式，而人们处理彩礼的方式与经济状况有关。

虽然彩礼本身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恶果，但高昂的彩礼意味着婚姻成本的增加，高昂的成本和男娶女嫁婚姻方式的结合，则使得娶妻行为具有了市场效应，婚姻不再是两个家庭或家族的联姻，而成为一场交易，双方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买家会对买来的物品物尽其用，卖家则尽量获取最大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女孩的利益不受重视，除非她的原生家庭愿意回馈等价的嫁妆。实际上，绝大多数女性的原生家庭只会陪送极少的嫁妆，甚至完全不陪送，而且很多嫁妆是女孩子自己劳动所得。因为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与婚姻形式决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传统观念中养女儿本身就是赔钱的事情，因此嫁女时索要彩礼是减少女方原生家庭损失的有效方法。

当彩礼具有论财嫁女性质时，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便失去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传统使女性不得不屈服于父母的选择，而当她对婚姻感到不满时，也难以达到离婚的目的。彩礼越昂贵，女性的自主性越低。比如，非洲努尔人的聘礼是六十头牛，未生育的妻子想要离婚，必须归还六十头牛，所以女性在离婚问题上遇到的最大的阻难，不是来自丈夫，而来自她的父亲和兄弟。

彩礼节节攀升的原因

彩礼在当今社会节节攀升，有历史、经济和文化原因，也源于性别比失衡的现实。从历史来看，聘礼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已存在了数千年，只要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不改变，出嫁从夫的婚姻观念与婚姻事实不改变，彩礼不但很难消失，而且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昂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跃为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婚姻成本提高是必然的。但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全国妇联委托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固定观察点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有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相结合，势必会影响彩礼水涨船高。

从文化原因看，几千年的封建父权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尤其是农村家庭，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仍然占主流，培养女儿仍然被视为是赔钱的投资，从女儿身上获取回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随着我国女性教育和女性就业的发展，女性养家糊口的能力越来越强，越发使得女性的原生家庭感到失落，索取高额彩礼为自己养老做准备，或为儿子娶妻提供支持。

从男女性别比来看，彩礼大幅攀升也是必然的。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在政策干预下，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到2015年为113.51。除了生女不报户口之外，选择性堕胎是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因此被视作一种稀缺资源，传统的彩礼自然大幅攀升。

重男轻女的历史文化又是导致女性经济弱势和选择性堕胎的根本性原因。放弃女婴的生命缘于养女赔钱的观念，而这观念的产生缘于父权制出嫁从夫的婚姻结构，女儿被视为暂时养于娘家的人，夫家才是她真正的家，故古曰出嫁为“归”。女儿对娘家，既不用承担什么义务，同时也没有权利继承血统和财产。养女赔钱、农村妇女经济权利的缺失就是缘于这一传统。治理高额彩礼问题应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如何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结构，如何改变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只有真正做到性别平等，使养儿养女对原生家庭的影响没有任何区别，女性才不会因结婚生育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也会达到正常水平，彩礼自然也会降低。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焦杰

关注微信公众号：婚嫁风向标（hunjia365），每日推送，干货互动精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