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当今一代中国青年离婚的最重要原因是其父母的强大影响，甚至出现“父母包办离婚”的奇特现象。
文章转载自：文化纵横，有删减
近日，某地民政部门一则“5月20日(谐音’我爱你’)是大喜日子，只办结婚不办离婚”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离婚问题无疑是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争议话题之一，而被视为当代中国个人主义第一代的80后青年，也是自由婚姻观念的倡导主力。然而现实中，他们究竟拥有多大的婚姻自主性呢？
阎云翔先生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出现了一个颇为反讽的趋势：在一些80后成年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离婚决策中，夫妻双方父母发挥了主导作用，甚至出现“父母包办离婚”的奇特现象。同时，许多追求自由和个性的80后出于对父母情感和财务上的依赖，也愿意放弃自主性和独立性。他认为，这种亲权的回归不宜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体化的退潮或“包办婚姻”的卷土重来，而须放在全球性个体化趋势和中国市场化制度改革大背景下重新审视。
数十年来，社会发生根本转变，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支配下，个人不得不开始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但国家与个人之间，尚缺乏能让个人在家庭与集体之外进行自我组织的社会空间。独生子女家庭的新型亲密关系的出现、物质主义的主宰和消费文化的压力，迫使已婚青年调整个体化策略，选择继续从父母那里寻求安全的避风港，故而难以形成一种新的、真正的主体性。作为上述过程的产物之一，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离婚现象，凸显中国特殊个体化模式下所兴起的个人主义，与强调精神和物质双重自主性的典型个人主义大为不同。
本文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
2010年夏季的一天，笔者正在网上浏览中国的新闻，突然被一个标题震惊了：“一对年轻夫妻被父母押着去法院起诉离婚”。笔者不禁纳闷，为什么父母要陪着这对夫妻去办理离婚？这对夫妻真的想要离婚吗？
原来胡先生和王小姐(均为化名)在一年前结婚 ，后来又和胡先生的父母住在一起。作为独生女儿，王小姐一直没有学会如何做家务，这也导致她的婆婆对她有诸多不满。2010年3月，在没有征询婆婆意见的情况下，王小姐回到了自己的娘家，照顾生病的母亲。由于缺乏沟通，双方父母抱怨不断。在接下来的5月，当王小姐想从婆家取回东西时，婆婆却不让她进门。王小姐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上门要求她的婆婆道歉。事情一开始是发生口角，然后变为拳打脚踢，继而变成一场到法院起诉离婚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律战。然而，在整件事情中最有趣的是，双方父母都歇斯底里地争吵，这对年轻夫妇却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好像离婚是他们年长的父母之间的事儿。
看完这个故事，笔者重新思考亲权现象。这是笔者过去曾经研究过的问题，现在决定考察一下亲权在要离婚的年轻夫妇的生活中的作用。这些年轻夫妇在1980年后出生，因而被称为“80后”。令笔者惊讶的是，胡先生和王小姐的案例并非是个案，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根据2011年年初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正在不断攀升。2011年第一季度，共有46.5万对夫妻(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地区)办理了离婚，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17%。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近40%的离婚夫妇是出生于1980年或1980年后的年轻人。在这些“80后”离婚夫妇中，90%是独生子女。
在“80后”的离婚案例中，双方父母通常起到了主要作用。2010年上半年，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受理的60个年轻夫妇离婚案件中，超过60%的案件是由离婚夫妇的父母提出或者双方父母在法庭上发生争吵。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记录显示，实质上在所有案件中，父母都陪同各自的子女前来法院办理离婚，并且有超过50%的案件实际上是由父母在庭审过程中代表子女陈述。中国媒体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关于年轻夫妻是否应该离婚、共同财产如何分配，以及谁来抚养所生孩子，实际上是由双方父母作出最后决定。
这种新的现象通常被称为“三个来自父母的安排”、“父母安排下的离婚”或是“80后”年轻夫妇高离婚率背景下新的父母干预型离婚潮。
现在的这波父母干预型离婚潮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波离婚潮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一波离婚潮主要针对的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做法。受到1950年从法律上禁止包办婚姻的婚姻法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妇女成功地与其由父母选定的丈夫离婚。如果考虑到下述的两个另外的因素，那么从1949年前的父母包办婚姻发展到现在的父母安排离婚做法，其中所具有的讽刺意味会更加令人感兴趣。
第一个因素是，亲权的衰落已经被普遍承认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第二个因素是，现在的中国青年大部分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全球性信息流动和新思想，因此人们预期他们会更加具有个性，有更强的自我意识。
“80后”的高离婚率吸引了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关注，但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通常有些滞后。不过，通过分析公共话语，人们很快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造成当今一代中国青年离婚的最重要原因是其父母的强大影响。亲权通常从四个方面促成甚至直接导致中国青年不断升高的离婚率。
首先，伴随父母的关爱和关怀而来的过度干预和监管，是导致夫妻冲突最常见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往往最终导致年轻人离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城市里的很多年轻夫妇喜欢与其中一方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因此，这些年轻夫妇在受到父母岳父母照顾的同时，也需要接受他们的管理。在享受父母关爱和呵护的同时，许多夫妇并不喜欢来自家长的安排，因为这很容易发展成为家长对他们的控制。
在大多数案例中，代际争执或冲突的最初原因都是些琐碎小事，比如年轻的丈夫花太多时间看电视或者打游戏，饮酒过多或者不尊重岳父岳母；年轻的妻子不愿做家务、花太多钱购买衣服或者不尊重公公婆婆。
争执和冲突通常发生在婆婆与儿媳之间，尤其是年轻夫妇与公婆住在一起的时候。不过冲突也时常发生在女婿与岳母之间，尤其是年轻夫妇与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紧张的家庭关系屡见不鲜，但是如今，当婆媳矛盾爆发时，媳妇的父母很快就会卷入其中来保护他们的女儿，用尽任何手段包括对亲家采取暴力行为，或者要求起诉离婚。反之，当女婿与在一起居住的岳父岳母发生冲突时，他的父母也会出面捍卫儿子。
其次，结婚后父母过度强调其唯一孩子的个人利益而非他(她)的夫妻关系，是导致婚姻矛盾和最终离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年轻丈夫的父母往往过度保护儿子，不让其做家务或者其他日常事务，年轻妻子的父母则往往更看重财产的所有权。在2012年的一个案例中，一对年轻夫妇起诉离婚，因为妻子的父母坚持要让女儿的名字加到夫家购置的婚房名下。这位年轻妻子的父母认为，财产所有权可以给自己的女儿一种安全感，在未来出现婚姻问题时对她是一种保护。当这一要求被亲家拒绝的时候，双方父母和他们各自的亲戚之间爆发了冲突，导致拳脚相加。
从笔者的访谈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行为模式：当女方更富裕时，男方的父母就会提出类似要求；更讽刺的是，这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保护成年的儿子不被妻子和岳父母欺负。同样，丈夫的父母经常抱怨媳妇不够孝顺、温柔或勤劳。女婿会被岳父母瞧不起，可能会被斥责挣钱不够多。以不同方式，通过提出不同的要求，双方的父母都在观察着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以此当作为各自成年子女谋取个人利益的方法，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物质利益。
第三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已婚的“80后”还是非常依赖父母，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他们往往会求助于父母，听取他们的建议，希望父母帮助自己处理离婚流程。正如上文指出，许多年轻夫妇与男方或女方的父母同住，或者即使他们独住，也还是与父母一起享用一日三餐。随着日常生活的责任和重担转嫁给父母，年轻夫妇也变得越来越依赖父母的支持，不管是日常决策，还是他们自己人际关系的管理，包括夫妻关系的管理。
笔者问年轻夫妇为什么没有试图自己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通常认为这是个有关信任的问题。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总是全心全意爱我，随时为我着想”；或者“我不知道除了告诉我的母亲我还能做什么”。由于他们在处理家庭矛盾和婚姻问题时过于被动，超过一半的年轻夫妇在离婚时选择让父母代表他们在法庭上陈述。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不管他们的孩子想要什么，父母都会为他们的成年子女说话，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没有能力发表自己的意见，笔者在上海和北京采访过的很多家长都是如此。
最后，中国青年婚姻生活中过多的亲代投资往往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一旦在法庭上提出离婚索赔，几乎不可能达成和解。并不是所有的离婚夫妇需要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因为大约40%的离婚案例以通过私下讨论和调解来解决。然而，大多数不得不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案例主要关注两个共同的问题：财产分割和孩子的抚养监护。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进一步细致研读发现，双方父母也是在为这些事情争吵。年轻夫妇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或没什么耐心。纵观整个法律程序，他们只是各自静静地坐在一边，玩着视频游戏或者睡觉。
总之，很大数量的“80后”的父母在他们已婚子女离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如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干涉年轻夫妇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当两代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当已婚子女出现婚姻问题时，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以及(或者)在离婚过程中，主导财产分割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有趣的是，当婚姻生活中遇到困难时，“80后”年轻夫妇似乎将他们的自主和选择自由权交给了父母，从而增强了其父母的权力。
结束语
在城市家庭中，一种新型的亲子关系正在出现和发挥作用。在这种关系中，父母为自己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幸福付出他们所有的爱、关心、灵感和希望，而且在独生子女已经结婚并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他们仍一如既往。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史上第一次将孩子而不是祖先或父母视为家庭的中心和所有家庭关系的焦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尽管不是完全)起因于中国政府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因此，尽管父母强烈干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父母直接安排，在许多“80后”的离婚案例中，我们不应当将父母干预型离婚这一新现象视为亲权在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回归。相反，与包办婚姻的传统习俗(对于家族集团来说，这是一种以集体为导向的做法)不同的是，父母干预型离婚这种新做法对于婚姻中的一方(父母唯一的女儿或儿子)来说是以个人为导向的做法。最根本的变化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个人利益和福祉，父母会促使其独生子女的婚配家庭的解体。
另一个新的变化是，不管在实际层面还是情感层面，“80后”都非常信任和依赖他们的父母。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在“80后”中亲子关系已经显示出至少变得与夫妻关系同样重要的迹象；在父母干预型离婚案例中，对于这些城市年轻人来说，亲子关系通常取代了婚姻，变成最重要的关系。当我们考察被配偶对方带进某个婚姻的同样亲密和重要的亲子关系时，将会看到有两组亲子关系与年轻夫妇的婚姻关系发生相互作用。所有这三组关系相互竞争，对中国的家庭关系结构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
如果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社会变迁这一大背景之中，我们可以认为，亲权的明显回归和中国城市青年对父母的严重依赖实际上是新的个人策略，为的是应对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紧迫挑战。在这些挑战中，首要的是缺乏社会空间，这样的空间能够让年轻人进行自我组织，脱离家庭和亲属关系，脱离物质主义的主宰和消费文化的压力，这些压力迫使已婚青年继续从父母那里寻求财务支持。这些策略也许还强化了那种没有典型个人主义的另类个体化模式，这种模式似乎正在中国和韩国展开，在这两个国家，个人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合力逼迫，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变得更具竞争力，然而这些个人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性或者没有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现象应当被视为中国的特殊个体化模式的产物，尽管其表面上采取一种欺骗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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