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
意见指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中央多次点名“高价彩礼”
近年来，高价彩礼话题多次登上热搜，挑动着大众神经，成为影响婚姻幸福的“绊脚石”。为解决高价彩礼问题，各地采取多种办法：签承诺书、开座谈会、举办集体婚礼……这些办法迈出了治理高价彩礼、推动婚俗改革的可喜第一步，其导向意义值得关注。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央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文件中提及彩礼问题。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首次出现“天价彩礼”四个字，“对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写入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这一章节中。而在202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也成为重要议题，并将这一问题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联系起来。
去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将婚嫁与生育、养育等一体考虑，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彩礼作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习俗，代表着对于新人的祝福。演变至今，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却异化成“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针对高价彩礼，有网友调侃说，爱情在面对“天价彩礼”时不堪一击；也有网友说，要多少彩礼、给多少彩礼是个人自由，就好比商品的明码标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网友说，对于彩礼的多少，应该由政府来引导，不然大家都有攀比心态，为了面子死撑。
多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事实上，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治理天价彩礼”开始，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启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治理。
民政部在2021年4月、9月分两批次在全国确立了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各省、区、市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些地方性婚俗改革实验区。而实验区的实践内容就包含治理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习。与此同时，各地针对自身特点也频频出招，限制高价彩礼。
在江西，遂川县戴家埔乡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丰城市当地妇联专门面向义务红娘做了抵制高价彩礼的主题宣讲；会昌县则特地在婚姻登记处向新人发放倡议书；省会南昌市拟将于3月8日举行一场“不要彩礼要幸福”的集体婚礼活动。
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文明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婚俗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关于“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一出便引发众多网友热议。
2月10日，沭阳县举行“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实践活动暨寻找“最美丈母娘”启动仪式。现场，适龄女青年代表作出“拒绝高额彩礼”的承诺。“小大姐”是沭阳方言中对未婚女性的称呼。
此外，沭阳还在当地居住、工作的丈母娘（准丈母娘）中开展“最美丈母娘”选树活动，标准有7条：家庭和睦、家风文明；女儿结婚前未曾索要高价彩礼；女儿结婚时未以新房、轿车要挟婚约；女儿结婚时婚宴不讲排场、不搞攀比；女儿结婚时未要求男方迎亲用豪华车队；举办简约、时尚的婚礼或参加集体婚礼；教育引导子女孝敬公婆、勤俭持家、拼搏奋斗。
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若鸣表示，此前的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家庭有“结不起婚”的案例，结婚成本越来越高，男方不仅要备“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链）、车子、房子，彩礼也要8万、18万元甚至上不封顶。
姜若鸣表示，高额彩礼的婚姻更像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不是感情基础上，不少家庭为此欠下债务，婚后产生矛盾。
甘肃定西市也公布了治理高价彩礼行动方案的实施情况。去年5月，当地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明确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城区和农村举办婚事酒席均不超过20桌等。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定西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0至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元，比行动前下降了10.9%。
据报道，定西全市党员干部带头主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6万余份，已经带动城乡居民签订承诺书30余万份。
或许，这样的承诺书并不能百分百地被履行，但是显然是在向民众传递这样一种价值观：高价彩礼未必光鲜，低彩礼不仅不可耻，还是一种进步的、值得称赞的风尚。
天价彩礼如何产生？
“‘天价彩礼’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涌现的民生问题，是婚姻缔结与人口再生产的又一抑制性因素。”在今年1月发表的《透视‘天价彩礼’：现状、成因与治理》一文中，作者如此写道。
该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靳小怡及该院博士研究生段朱清。
该文作者注意到，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婚姻支付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礼不断攀升，“天价彩礼”成为农村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其成因复杂，导致很多适婚青年不得不推迟婚龄，甚至“恐婚、不婚”，还有部分家庭因“天价彩礼”而“因婚致贫、返贫”。
研究基于2018年全国11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镇化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婚姻实践，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在构成与金额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
研究发现，2018年，11省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男性为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担方，婚姻总成本持续保持在女性的三倍左右。
作者分析，“天价彩礼”的主要动因是性别失衡及人口流动导致的男性婚姻市场恶性竞争，以及城镇化、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的冲击，如资本下乡使城市生活标准渗透进农村，结婚需求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作者提出，对于“天价彩礼”的治理，既要承认婚俗、明辨适当彩礼与“天价彩礼”的区别，也要从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加强小城镇建设等根本途经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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