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原本是甜蜜的事情，然而天价的彩礼成了阻碍。是超出承受能力去花钱办婚礼“买面子”，还是把钱用于“过日子”，值得新人们去反思！

陕西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闻名遐迩。这里是中国古人类和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为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和人类历史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世世代代传承的古老的婚俗文化在这片黄土地上被打上了深深烙印，保留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婚礼消费习惯。

新人们经过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整个过程，终于走进了神圣的婚礼殿堂。伴随着婚礼序曲的终结，双方家长心中的喜悦与忧愁却久久难以消弭。

彩礼、酒宴、婚庆、习俗等等一系列繁冗的细节，将会如影随形地与今后的生活缠绕在一起。

逃不掉的传统婚礼习俗

婚礼当天的男女主角几乎成了“傀儡”，双方家里所请的执事完全操控着整个礼仪的消费与过程。

在不可避免的订婚仪式后，结婚的序幕便徐徐拉开。在这个开放自由的年代，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却依然逃不掉传统的婚礼习俗。面对天价的婚前消费，不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每个流程中需要支出的各种名堂的花费如流水一般，波涛汹涌地撕开了家长们的荷包。

这些流程包括见面、看屋、扯衣服、过礼、合日子，各项花费往往不底于两三万元，近年来不断涨高的彩礼钱还不包括在内。而作为“最后一哆嗦”的结婚庆典与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有一句陕西谚语说道：“娶媳妇盖厦（sha），提起来害怕”。许多人穷其一生的两个最大奋斗目标就是建房与给孩子完婚，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的最高愿望。

在良辰吉日的前一天，男方父母必须要去女方家送礼。而婚礼当天的男女主角则几乎成了“傀儡”，双方家里所请的执事完全操控着整个礼仪的消费与过程。这种消费主要是指要散发的红包、香烟、糖果。香烟与糖果主要由执事散发给为热闹而挡婚车的村里人和朋友同事。妇女儿童要糖果，男人们则要喜烟。这往往是一项不小的支出，有时候仅香烟就需要50条到上百条。而红包则主要为应付新娘家的各种仪式和戏耍，往往支出在1万到2万元左右。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河南光山县有一群大爷大妈在十字路口徘徊，见到有婚车队伍驶来便蜂拥而上，拦下车队，索要“彩头”，甚至还带上了孩子，声称不给红包就别想走。这事件虽然引起全国的一片哗然，但在关中农村的反响却很平淡，人们觉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区别在于同样是要“买路钱”，报道中的河南人向不认识的人要钱，而陕西人则是向认识的人要烟要糖。

天价彩礼演变成硬门槛

在很多人眼中，彩礼不仅是男方的财力展示，更是女方的面子，彩礼越高说明女儿身价越高。在陕西，这些年农村婚嫁彩礼不堪重负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今年年初，《人民日报》制作的一张《全国彩礼地图》意外走红，图中用数字详细标注了全国各地结婚彩礼的大致数目，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农村彩礼高于城市彩礼，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乡村。

在陕西，这些年农村婚嫁彩礼不堪重负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据中国商报记者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彩礼一般为一份礼到两份礼，一份礼为120元；而10年后就涨了10倍到20倍；2007年、2008年飙升到了1万至2万元。近年的彩礼“行情”则一涨再涨，往往在3万至6万元，条件好些的人家需要给到10万元之多。陕北榆林一带则更是高达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反而是在省会城市西安，却存在结婚“零礼金”的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是返还给孩子，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但男方家备车备房是少不了的。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彩礼“行情”暴涨的原因，一方面表现在攀比之风使得礼金水涨船高。在很多人眼中，彩礼是男方的财力展示，更是女方的面子，彩礼越高说明女儿身价越高。这也是当地流传许久的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人们的观念中。另一方面则是男女比例的失调助长了“天价彩礼”歪风。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2015年11月1日零时，在陕西省的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1756.73万人，占51.63%；女性人口为1833.18万人，占48.37%。总人口性别比中男女比例为106.73，虽然远远低于全国性别117的比例，但在劳动力输出大的地区，男性娶不上媳妇的比例要高得多。在一些“天价彩礼”风气严重的地区，适龄男青年数量超过女青年的30%以上。也就是说，严重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造成“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女方自然是挑挑拣拣、左比右看、坐地起价。在西安工作的一名延安籍青年开玩笑地说道，“彩礼钱要高要低都在其次，重要的是没有”货”。

此外，目前的适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双方老人共管已成共识，但“要钱防老”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女方要求男方在城镇购房已成“刚需”。

婚庆礼仪是甜蜜的负担

在陕西关中各县，每桌酒席往往以680元起步，高则达到3800元左右，而省会城市西安最高的可达上万元。同时，随着婚庆行业的兴起，酒店与之“捆绑销售”的现象比过去更为多见。

“金五月、银十月”，是婚庆行业生意最为火爆的“黄金时段”，也是人们口袋“红包”流出量最为集中的“灰色月份”。

对于新人们来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如何选择合适的婚庆服务是任何一方都不敢马虎的“大事儿”，婚礼举行的酒店与婚庆公司都是绕不过的坎儿。

在陕西关中各县，每桌酒席往往680元起步，高则达到3800元左右，而省会城市西安最高的可达上万元。同时，随着婚庆行业的兴起，酒店与之“捆绑销售”的现象变得比过去更为多见。

婚庆中的“四大金刚”——化妆、司仪、摄影、摄像价格都相当不菲。西安当地司仪的价位普遍从1000元到10000元不等；化妆贵的有16888元，普通的也在2000元至6000元。“对外都是统一价，不过也要看心情与人情，遇到人手紧俏的好日子，业内会很有默契地涨价，而如果遇到一些特殊合作客户，打个3折、4折也会做。”位于西安市东大街省商业联合会一楼的一家婚庆公司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婚庆公司介绍的“四大金刚”也有着比较客观的收益，介绍费少则两三百元，比较普遍的是1000元左右，多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这位业内人士说，“至于服务品质与价格，其实没有行业标准，纯属良心，涨价也是看心情。”

由于缺乏统一的婚庆行业标准体系，报价虚高等乱象充斥市场，多为5000元至十来万元不等。如何既不花冤枉钱，又能办一场保质保量的婚礼，成为新人们的心头难事。

陕西人常说，“设席容易请客难”。与主家同样为难的是前来贺喜的宾客们，其所出红包的多少在陕西的不同地区有着很大差别。过去是人到礼到，即便人不到，礼钱也可以先让别人帮忙垫付。现在微信红包把这个程序简单化了，三下五除二，自己的钱就进了“别人的腰包”。

在婚礼扎堆的月份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一连收到几个婚礼邀请，一个月的工资就打水漂了。据某新闻社区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全国各地婚礼红包水平》大数据调查显示，浙江、上海的红包最大，平均需要1000元，陕西则在500元左右。而在陕西“最讲面子”的榆林市，往往高达1000至数万元不等。当然，农村地区则相应少了许多，支出一二百元行个份子钱还比较盛行，出几十元钱也是有的。

娶妻成本影响家庭幸福指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所追求的“面子”也是越来越大。一个普通的家庭给儿子举办一次婚礼，可能会造成“倾家荡产”。喜事的背后藏匿着如此多的忧愁，关键在于“娶妻成本”过高。

在这些成本中，不菲的彩礼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往往会耗尽一个家庭的经年积蓄。陕西省华阴市一位姓刘的女士一直都愁眉不展，39岁的儿子至今仍没有结婚，这成为了她心里压着的一块千斤巨石。儿子长得帅气，曾经谈过好几个姑娘，也有份好的工作。可是除了彩礼外，女方往往都要求在西安市内有房子，而家里就是拿不出买房的首付来，才耽误了儿子的婚事。

而相对贫困的男性则只有一条路——打光棍，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一些村庄好几年没有过结婚喜事了。

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从民间角度很难自发地遏制愈演愈烈的天价彩礼。不断走高的彩礼费用已经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记者在合阳县走访时，甘井镇有群众反映，有个村庄的新婚儿媳晚上玩手机早上不起床，婆婆三次叫吃早饭，惹得儿媳妇恼羞成怒：“得是你喔13万跳槽哩？！”意思是，你再甩脸子我就离婚，拿着13万元彩礼“跳槽”。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牵头所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证实，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在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

在近期发布的《2016年陕西社会蓝皮书》中，一项针对陕西青年群体离婚现状的调查指出：最近5年，20岁至24岁的“90后”离婚人数比重为5.9%至7.3%，25岁至34岁的“80后”离婚人数比重约占50%，34岁至49岁的离婚人数比重为36%左右。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因为高额的婚庆消费而成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巨大“心结”，那么将会令社会蒙羞。

因爱而快乐地结合是青年男女最向往的追求。这些新人所组建起的无数个小家庭幸福与否，是一个牵扯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庞大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各级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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